第01版 |
第02版 |
第03版 |
第04版 |
第05版 |
第06版 |
第07版 |
第08版 |
第09版 |
第10版 |
第11版 |
第12版 |
第13版 |
第14版 |
第15版 |
第16版 |
|
||||||
|
||||||
|
■ 徐鈞 陳雁雁/文 首倡義賑 李金鏞，字秋亭，號麗卿。出生于江蘇無錫的他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實業(yè)家、清官和外交家，也是清末著名的慈善家。他成長于樂善好施的商人家庭，年少時就從事慈善活動，后在救荒義賑中的卓越貢獻而成名，因能力出眾為李鴻章賞識，轉而從政，由此邊做官邊做慈善，從蘇北到山東，由天津到長春再轉到漠河。 李金鏞致力于“義賑”，親赴一線，奠定民間救災的模式和規(guī)章，救活許多百姓，在全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李金鏞最為人稱道的慈善事跡是在“丁戊奇荒”中的賑災工作，他首倡“義賑”，并且在賑災過程中做出杰出貢獻。賑災時當地百姓感念李公恩德，稱其為“李青天”“李慈父”。在傳統(tǒng)的救荒體制中，“官賑”一直是主流，但弊病甚多。“義賑”，是指與官賑相區(qū)別的，由民間自行組織勸賑、自行募集經費并自行直接向災民發(fā)放救災物資的“民捐民辦”賑災活動。如研究者評價，晚清的義賑不僅改變了自古以來官賑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也為百弊叢生的傳統(tǒng)救荒體制帶來了新鮮氣息。光緒二年（1876），蘇北一帶的旱災引發(fā)了蝗災，災民饑不擇食，官賑已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初冬時災民流離失所，慘不勝言。據記載，不下二十萬的蘇北災民紛紛流亡到南京、常州、蘇州、上海一帶覓食。于是江南本地士紳在本地設廠留養(yǎng)難民，籌措棉衣發(fā)放給災民。李金鏞一方面參與到賑災活動中，一方面有感于老幼災民行動不便，不能出走覓食，遂萌發(fā)出攜款赴災區(qū)放賑的想法。他赴上海與胡雪巖等商紳協(xié)商，籌措資金，召集同道十多名善士，攜賑銀十三萬兩趕赴蘇北災區(qū)。到了災區(qū)后，李金鏞采用先師余治的做法，繪制圖例，遍告災民。他冒著疫病的風險，會同本地正直紳士、地保，逐戶清查統(tǒng)計，隨查隨放賑災款。歷時五個多月，終于解災民于倒懸，李金鏞成了賑災群體里的風云人物，時人評論說義賑先是在東南地區(qū)行動，后來又出境到其他各省賑災，實以李金鏞在淮海打的第一仗為先鋒。李金鏞在蘇北辦理完賑務，本可以返回江南。但他并沒有停止腳步，而是與同道一起直接趕往山東青州一帶繼續(xù)賑災。李金鏞自籌賑銀十余萬，親自發(fā)放賑銀七八十萬。在當時參與賑災的諸多隊伍中，李金鏞帶領的“江廣助賑局”人員多，資金雄厚，辦賑得法，因而成為山東賑災的主力。李金鏞總結辦賑經驗，制定了《海州查賑章程》，奠定了晚清義賑的基本原則，成為以后各省開展義賑的范本。作為完整規(guī)范的工作流程，其規(guī)定了查戶、放票、散賑等主要環(huán)節(jié)的做法。例如規(guī)定查戶怎么使用印票，存根怎么裝訂，人口如何登記等。此章程細致嚴密，最大限度防止了舞弊的可能，具有極強的操作性，一直沿用至民國初年。 在東賑期間，李金鏞在山東青州設立江廣賑災局，作為領導青州府各屬賑務的總機構。同時在下屬幾個縣設立分局，分派義賑同人主持各局工作。同時他考察青州地形，向地方政府提出了以工代賑、疏浚小清河的建議。這種思路在義賑史上也具有特殊意義。 相對于部分災區(qū)士紳消極漠然的態(tài)度，或者趁災荒巧取豪奪營私舞弊的負面表現，以李金鏞、謝家福等為代表的江南士紳沖在義賑救災第一線，他們的努力既解決了一部分社會問題，又為后來的賑災工作指明了方向，某種程度上也抵御了傳教士和西方文化的侵入。 將江南善堂向北方推廣 參與社會治理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天津被辟為通商口岸，社會救濟需求相應增加，原有的救濟設施更顯杯水車薪。當時，綜合性善堂以其方便士紳階層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能夠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在廣州、上海等沿海城市興起。尤其是上海的同仁輔元堂、果育堂等善堂，不僅在解決上海本地社會問題上表現出色，在組織對華北災區(qū)的義賑中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光緒四年（1878），眾多災民流入天津城內，李金鏞倡議從賑款中撥出萬金，在天津境內“創(chuàng)設善堂，名曰廣仁”。并進一步籌措經費，近代華北地區(qū)最有代表性的社會救濟機構——廣仁堂，在各界的贊助下開辦起來，這是把江南的善堂善會向北方推廣的開創(chuàng)性舉動。從機構設置來看，廣仁堂“分設六所：一曰慈幼所，收養(yǎng)男孩，初時則為滌垢治病，繼則分撥各所授事。二曰蒙養(yǎng)所，設義學整齋，擇聰俊者，延師課讀。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購置地畝，種植木棉稻黍菜疏，擇笨者雇老農教習。四曰工藝所，擇不能耕讀者，令習編藤織席刻字印書，俟年長業(yè)成，聽其出堂自謀衣食。五曰敬節(jié)所，收養(yǎng)青年節(jié)婦及無依幼女，無家可歸，俟長成為之婚擇配。六曰戒煙所，廣延良醫(yī)，妥置方藥，療治鴉片癮病，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煙禁不致徒設”。廣仁堂的最大特點是“于讀書、農工加意焉，務俾一人有一人之事，漸冀自能謀生”，即教養(yǎng)并重，身心兼教。在廣仁堂創(chuàng)立時就認識到選擇管理人員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提供優(yōu)厚待遇來提高管理人員的積極性。但在實踐中，廣仁堂“所有南北辦堂董事，不領薪水，僅領車馬費數千文，以襄善舉”，只有具體辦事人員發(fā)給全部薪水。為了取得眾人的信任，晚清各社會救濟機構一般都將經費收支情況，以征信錄的形式公布。它詳細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數額和各項公費支出細目，表示經辦人涓滴歸公，以昭眾信。廣仁堂也不例外，接受官府和社會各界的監(jiān)督。廣仁堂運作有序，成績斐然，遠非一般施金濟貧組織可比，是江南士紳在華北地區(qū)辦得最為成功的一大善事。其模式被盛宣懷在華北地區(qū)推廣開來，形成京都廣仁堂、煙臺廣仁堂等一系列善堂。李金鏞在長春任職期間建設書院，這也是開創(chuàng)性的動作。歷史上長春的文教十分落后，歷屆官員從不重視文化教育發(fā)展。李金鏞上任之初深感書院缺失，無法培養(yǎng)人才。要培養(yǎng)人的見識，一定要闡發(fā)先儒之學，興節(jié)義之風。因此要設立書院。遂于光緒九年冬，李金鏞與當地士紳共議捐建書院，并自己捐俸銀千兩作為創(chuàng)建經費。于次年（1884）三日興工，同年8月落成，名曰“養(yǎng)正書院”。這是長春第一所官辦學校。養(yǎng)正書院包括考棚、號舍、講堂、藏書室等，藏書室庋藏圖書數千卷。次年又續(xù)建十一楹生童學舍。李金鏞曾親自來書院給學生們授課。光緒中葉吉林形成建立書院之風，實與李金鏞建立養(yǎng)正書院的影響有關。1883年，李金鏞回鄉(xiāng)探親，發(fā)現原有的洛社大橋已毀，運河上僅有狹窄的木橋，過往行人擁擠不堪，且常有落水溺死的事故發(fā)生。于是他將自己歷年官俸積蓄和多次因功所受的巨額賞賜共計7萬多兩毅然捐出，獨資修建洛社大橋。大橋于1886年建成，造福一方百姓。 善用媒體傳播 轉國家場域為社會場域 李金鏞所處的年代，變革之輪正攜著西方的商業(yè)文明和價值倫理隆隆開來，官僚階層依然承擔著維護和改良制度的艱巨使命。雖然如今的公益慈善組織的生存環(huán)境已經大相徑庭，但是考察李金鏞在經營慈善事業(yè)的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多重力量，還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和以往所有的救災不同，李金鏞在丁戊奇荒的義賑過程中，得到了《申報》的全面報道和支持?！渡陥蟆肥侵袊谝环莠F代意義的商業(yè)性報紙，社會新聞是其最主要的關注點。而《申報》報館在上海租界內，其報道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客觀性。當時，這份報紙創(chuàng)刊還不過四五年光景。 《申報》的巨大作用體現在：1.《申報》對災情和造成的后果進行了集中報道，使讀者及時了解情況。2.在資金捐助方面，李金鏞在《申報》登載《勸捐山東賑荒啟》，號召紳商善信，踴躍輸資。3.對于社會各界的救災行動，包括李金鏞在山東的行動，《申報》進行了跟蹤報道。透過報道，遠在上海的讀者知道，李在山東放賑前后歷時三個月，共賑濟災民26萬多人，這也進一步促進了捐助行動。4.《申報》對災害的成因、救災的經驗、災后重建、如何防災做了深入地探討，這對于當時的救災活動也是開創(chuàng)性的。《申報》這個當時的新媒體充分發(fā)揮優(yōu)勢，向社會各界提供了及時而真實的信息。從披露災情，公開真相到勸諭民眾、廣造聲勢，最大限度地動員起社會公眾的參與熱情，觸發(fā)了大規(guī)模義賑在山東展開?？梢哉f，光緒初年的山東賑災整體由國家場域轉為社會場域，由官方話語轉為民間話語，《申報》的媒介傳播起到了相當關鍵作用?，F代的公益團體更離不開傳播這一重要環(huán)節(jié)。如今的傳播渠道多樣，速度更迅捷，可以采用的手段也更豐富。在這方面也有了許多成功的先例。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很多公益機構在埋頭做事之余，因為觀念原因或者囿于客觀條件，并沒有很好地借助媒體的力量?；蛟S我們可以從李金鏞的案例中汲取經驗和能量，讓我們的公益事業(yè)事半功倍。 （據敦和基金會官方微信公眾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