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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06版）

    法律永遠是滯后的，這也是為什么王振華案和很多過去的性侵案件一樣，司法實踐中都普遍量刑偏輕，這主要是立法的問題，而不是司法的問題。因此，這些社會組織現(xiàn)在的發(fā)聲，更多的是在推動未來法律、政策等方面的變革，這是有較大的積極意義的。

    事實上，無論是從影響力、傳播力，還是公眾對其的響應和支持參與度來看，這個聯(lián)合呼吁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兒童保護的話題得到了更多的社會關注。

    《公益時報》：截至目前，聯(lián)名呼吁的社會組織已經(jīng)突破100家，你如何看待這種突破？

    張凌霄：很多年來，社會組織在公共領域所體現(xiàn)出的價值或者說“存在感”并不強，特別是在熱點事件中的發(fā)聲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社會組織進行的社會倡導，其專業(yè)性、所傳遞的價值觀，都沒有發(fā)揮出應有的作用。當然，這也是大部分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中的困境。在面臨內(nèi)外部多重挑戰(zhàn)的環(huán)境下，社會組織的治理理念、運行機制等，都會成為其在參與社會治理中的障礙。

    社會組織本就是應該解決社會問題的，這次聯(lián)名呼吁，社會組織數(shù)量突破100家并且還在不斷增加，體現(xiàn)出的是更多社會組織對于參與社會治理意識的大幅提升。實際上在推動更多公眾關注熱點話題的同時，也在推動社會組織解決社會問題的驅(qū)動力，立足社會問題發(fā)揮自身應有的專業(yè)和價值，增加對社會治理的參與程度，同時加深公眾對社會組織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公益時報》：近幾年，兒童保護工作雖然有很大進步，但媒體爆出的兒童性侵事件仍有不少，兒童保護難點在哪？

    張凌霄：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甚至是一個跨越國際、種族、文化的全球性普遍問題。

    從法律角度來看，立案難、取證難、定罪難都是在處理這類案件中的難點。兒童受到性侵，往往都是熟人作案，在獲取兒童信任后，更容易通過誘惑、哄騙甚至脅迫的方式掩蓋犯罪事實。而對兒童來說，要懂得案發(fā)后如何保存證據(jù)，可能實在是有些超出了他們的認知。

    此外，很多兒童因為恐懼、不信任和家長所灌輸?shù)纳鐣^念影響，會有意識地隱瞞真實情況。這也是為何有很多案件并未進入司法程序，或者因為缺乏證據(jù)，并沒有被公安機關立案。

    但更重要的是從社會角度來看。很遺憾，很多家長、監(jiān)護人首先就缺乏對兒童保護的意識，甚至自身都沒有應有的安全防范意識。特別是在對兒童的性教育方面，很多家長“談性色變”，有意的回避這個話題，就缺失了對兒童如何保護自己的教育。

    兒童保護不應該有局外人，教會兒童保護自己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在兒童所處的大環(huán)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但實際上在家庭、學校、社會這個大的環(huán)境下，很多環(huán)節(jié)都是缺失的。

    《公益時報》：目前，未成年保護法正在修訂中，社會組織怎樣才能有效參與其中，推動兒童保護工作？

    張凌霄：實話說，現(xiàn)有環(huán)境下社會組織參與修法建議的渠道其實還不夠?qū)?，參與程度也不夠廣，參與的機制還不夠完善，參與的權(quán)利也并沒有得到更好的保障。當然，除了外部因素，社會組織的治理理念、運行機制、專業(yè)能力等內(nèi)部因素也是制造一定障礙的原因。實際上，社會組織參與推動立法，有助于更全面的反映民意、維護公眾利益、促進社會環(huán)境改善。就拿兒童保護來說，就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根據(jù)有關報道，“女童保護”基金一方面自下而上，做防性侵知識的普及，已向超過300萬的兒童、52萬的家長授課；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做政策的倡導和制度的推動。每年全國兩會期間，通過代表、委員去提交議案和提案，進而推動國家法律和制度層面的完善。

    《公益時報》：“王振華事件”一審判決引發(fā)輿論關切，現(xiàn)已二審立案，您如何看待二審走向？

    張凌霄：我認為對正在審理的案件，特別是作為法律專業(yè)人士應該謹慎公開發(fā)表意見。

    司法機關對于案件的審判理應堅守“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即使王振華案引發(fā)了如此之大的輿論關切，定罪量刑也依然需要遵從法律的規(guī)定和受制于案件所取證的證據(jù)。

    我們應該尊重司法機關的依法履職，二審怎么判、王振華最終如何定罪量刑，還是交給控辯雙方圍繞證據(jù)，在二審過程中完成質(zhì)證，由法院作出最終的判決。

    但無論本案結(jié)果如何，即使是最嚴厲的懲罰，或許也不能實質(zhì)性的解決問題。對兒童的保護，做的再多也不能提供最全面的保護。因此，無論是社會組織還是社會公眾，應該更加關注對兒童保護的教育，且不只是對兒童本身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成年人如何更加重視兒童保護的重要性，加強公眾教育，切實承擔起更多的責任。